文/梁海明（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研究合作者、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近日已发布。在教育领域，规划纲要提出了有关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鼓励联合共建研究中心，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的要求。

对此，有不少机构、大学校长们建议成立“湾区科技大学”或“粤港澳湾区联合大学”，由三地政府在深圳河套地区合作共建，对标世界一流大学，以全新的联合办学模式建设一所服务大湾区发展的新型理工科大学或者综合性大学。

上述建议虽好，但都有可商榷之处。笔者认为，粤港澳三地现已有不少理工科大学以及综合性大学，再多建一间此类大学，未免有重复建设之嫌。粤港澳三地教育若要求变、求新，以及更适合大湾区未来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要求，可考虑参考位于纽约湾区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学模式，建立小而精的文理科大学。

虽然追求规模和数量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大学发展趋势，但普林斯顿大学仍坚持其打造21世纪文理大学的初衷，一方面坚持小而精的风格，强调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没有刻意发展专业学院，使学校的规模始终相对固定，令学校可以有效地保持各系科之间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则大力推动文理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无论是专业设置、研究方向还是课程安排，普林斯顿大学各学院都尽量与其它系科建立互为基础、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

在小而精方面，迄今为止，在美国常春藤大学当中，普林斯顿大学仍然没有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只是一间文理大学而不是综合大学，这在美国著名大学中非常罕见。不少综合大学为了学科的全面发展，很容易会牺牲或占用投入到优势学科的资源，以保证弱势学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终会让该综合大学沦为一个各个学科都不差的二流大学，较少能够成为顶尖大学。对此，普林斯顿大学则坚持小而精的发展思路，为了维持优势、维持特色，把有限的资源放在优势学科，以及学生身上。

例如，普林斯顿不设置医学院，是由于医学院须与临床应用结合，而运作一个庞大的医学院和临床医院系统需要大量人力和经费。在学生培养方面，普林斯顿大学的师生比例为1:5，学生只有8000人左右，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则增长控制在学生总量的10%以内，规模较小的学生数量可以使得分配在每个学生身上的财政资源远远超过其他大学，这也使得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率，要比哈佛大学的高出约4%。

在文理学科交叉方面，这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独特之处。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建筑学院，注重的是建筑艺术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效应的研究。被誉为世界“数学之都”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一些数学系教授们则渗透到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领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专业特色。

世界顶尖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则更是学科交叉的典范，该学院绝大多数的教授都是来自其他各系的兼职教授。笔者第一次前往该学院参加小组讨论，意外发现负责的讲座教授既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同时还是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的教授，她研究的是如何制定有远见的全球环保政策来减缓对全球公共卫生、农业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这种学科频繁交叉和交流，不仅体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内的研究人员身上，也体现在校外的研究人员身上。例如，国际著名的大数学家小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他提出的“纳什均衡”，成为博弈论中一项重要突破，被广泛运用在经济学、计算机科学、演化生物学、人工智能、会计学、政策和军事理论等领域。他离开麻省理工学院（MIT）之后，普林斯顿大学1994年专门为他创立了一个奇怪的职位：“访问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同年，纳什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普林斯顿大学多增添了一名诺贝尔奖得主。

自此之后，“访问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就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常设的职位，专门用来邀请一些外校、研究机构掌握有专门知识、技能，而普林斯顿大学对此知识和技能比较缺乏的研究人员。以笔者为例，由于普林斯顿大学环境研究所，需要一个既掌握“一带一路”知识，又有经济学背景，而且还熟悉香港、中国内地经济、政治情况的学者，进行绿色“一带一路”、“绿色经济”的研究，但普林斯顿大学校内又缺乏相关背景和知识的研究者，因此邀请笔者也以“访问研究合作者”的身份，前往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研究工作。而且，笔者不仅要在普林斯顿大学环境研究所，也要在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经济系和国际关系学院与相关的教授、研究人员们，就“一带一路”、中国经济问题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叉研究和探讨工作。

与此同时，虽然笔者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绿色经济学、绿色“一带一路”等课题，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文化，则是要求学者们需要去出席和研究领域不大相关的讲座。例如，笔者近日曾去听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母校）的Prof. Dani Or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座。作为一名经济学者，笔者对讲座提及的表面蒸发电容、非饱和土壤中的扩散和微生物活动、孔隙物理学等议题，确实需要脑洞大开。

但是，笔者还是发现讲座的听众当中也有一些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甚至是国际关系学教授也在现场。这是普林斯顿大学一种普遍的现象，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水平都是国际顶尖的，教授们要突破自我，除了继续深耕自身研究领域之外，也需要进行学科交叉，希望以此获取新思维。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们认为，只有越跨界，才能越开阔眼界。也只有跳出来，才能钻进去。这是普林斯顿大学一种非常有趣的研究方式。

正是由于学科交叉所带来的化学效应，令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科研成果频出，该大学现已有65位诺贝尔奖得主、15名菲尔兹奖得主、13名图灵奖得主、2名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以及19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得主，为美国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带来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且，由于“小而精”的特色，对学生投放了很大的资源，因此学生也非常受益。截至2018年10月，普林斯顿共培养了2位美国总统、12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有1000多名毕业生先后担任过美国国会议员、众议员、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州长和州政府的高级官员。为此，普林斯顿大学赢得了“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摇篮”的称誉。

在商界方面，其毕业生往往成为各大跨国企业、公司的决策者。对此，美国另一顶尖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表示该大学今后应当加强文理教育，因为“太多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工作在普林斯顿毕业生的领导之下”。香港的利丰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冯国纶、合和实业董事局主席胡应湘等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

正是由于普林斯顿大学上述独特的因素，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最近发布的年度美国大学排行榜中，普林斯顿大学再次超越哈佛大学，已经第17年雄踞大学排行榜的榜首。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粤港澳三地政府要进行教育合作，共建大学，为未来发展成为国际教育示范区奠定基础，不妨参考普林斯顿大学的发展模式，“小而精”可以集中有限资源发展优势学科，尤其是发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有关的优势学科，“文理大学”可以进行学科交叉，不仅扩阔科研工作者的思维，更能培养文理皆通的毕业生，这对以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乃至为中国的建设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