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6月2日，“欧元之父”蒙代尔教授在寰岛泰得大酒店接受记者采访。因为采访的媒体很多，本报仅“瓜分”到15分钟时间，要把准备的一长串问题问完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蒙代尔说也许可以试试把来不及问的问题用电邮的形式传给他，我们大喜过望。 第二天，我们发电邮再继续补充采访。可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如果蒙代尔太忙而无暇顾及或是忘了查邮件，我们就只好“歇菜”了，焦急等待中又发了两封邮件催促。 承蒙教授垂青，5日回邮传了过来，而且是几封，分别来自教授和他的助理。蒙代尔也挺着急，说他的邮件系统有些问题，把邮件传给我们后，还让助理也传了一份，以确保我们能收到。他还让我们收到邮件后告诉他一声，好让他放心。 宗师风范，令人折服，铭记在心。 《海南日报》是一份在业界享有声望的报纸，能借此一角跟她的读者说句话我深感荣幸。这是我第二次来海南，宝岛的发展，她的美丽和生机盎然以及在海南举行的各种活动，无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使她在国际上声名鹊起。 我期盼着重游海南。 罗伯特·蒙代尔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2004年6月2日 记者：您前不久曾得出结论：“中国目前是全球惟一的健康经济体”，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蒙代尔：去年我这么说过，当时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都比较迟缓。不过现在美国经济发展迅猛，所以美国和中国的经济都很健康。 记者：最近您曾表示，中国经济并未过热，那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调控措施？ 蒙代尔：我觉得近期内倒可以考虑放宽贷款控制政策，以求目前的增长势头能更加长久。“经济过热”这个词适用于美国和欧洲，指的是需求超过供应，而且通常没有失业现象。但现在中国情况不是这样的。中国的供应是长性的，且并未实现充分就业。 记者：5月1日欧盟吸收10个新成员国，扩大为25国，您被尊称为“欧元之父”，请问欧盟扩大会带来什么不确定的风险及问题？ 蒙代尔：这10个新成员国加入欧盟是件大事。确实从罗马帝国没落以来的一千多年间，欧洲各国内部纷争不断。正是这些纷争也同时有效促进了欧洲科学、艺术、音乐、文学以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欧盟扩张的重要意义有二：一是它意味着欧洲各国间有可能不再发生战争，欧盟国家能牺牲部分自主权，因为他们希望创立一个中央政府，他们已同属一个军事联盟，所以也就从实质上消除了彼此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欧洲已成为一个“安全的地区”，一个没有战争的区域。二是确保欧洲的规模经济帮助新加入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提高本国的生产力和产量。不过风险同样有二：其中一点是欧洲过于集中和一体化使创新和改革减少，另外一点是欧洲可能会利用其逐渐增强的地位做出对其他地区不利的举动。 记者：您认为主权与货币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也因此为欧元的创立提供理论依据。但亚洲情况似乎很复杂，您认为在亚洲形成单一货币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蒙代尔：货币的使用并不一定是个政治问题。要是政府不插手“货币业”（“money industry”）的话，私人企业也能参与经营货币，如出现在中国唐朝的 “飞钱” （ “flying money”）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亚洲，情况却不一样。亚洲仍然有遗留的政治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所以现在让亚洲效仿欧洲建立亚洲货币联盟（Asian Monetary Union ），使用单一货币还为时过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亚洲大国是不会放弃本国货币的。因此亚洲货币联盟应是致力于将自己建设成一个由多种货币组成的联盟，使用一篮子的多种国家货币。最初阶段“亚元”最好对外能和美元、欧元，或者二者统一体挂钩。 创造“亚元”最主要的障碍在于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不稳以及日本国内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如果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能像兑换人民币、港币、马来西亚林吉特那样稳定，问题就好办了。致力于创立亚洲货币区本身就是对亚洲的安全稳定起促进作用，并使亚洲向和平繁荣迈出一大步。 记者：在美国国内，您有没有因为 “人民币不应升值” 的观点而遭遇压力？ 蒙代尔：我还比较幸运，压力不是太大，因为有很多在金融界很有见地的专家教授都与我持相同看法。有这么多人的支持，我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其实是加拿大人，但在美国的纽约、芝加哥等地生活了好几十年。在学术领域，我可以自由表达我的观点，抒发我的意见，不会有政府的压力。在学术问题上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他甚至有权利去做傻事。话说回来，我觉得这样的政策（人民币不升值）对美国而言也是利大于弊。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中国经济的负增长，影响中美之间良好发展的伙伴关系。 记者：您把公司总部由纽约迁往北京，作为“欧元之父”，您目前的学术重点是否也在向亚洲以及“亚元”问题靠拢？ 蒙代尔：是的，这段时间我把许多精力投入亚洲经济、亚洲货币以及“亚元”的前景研究。 记者：谁将主导亚洲货币的发展方向，如果中国能主导，需要多少年？或者您能否提出一条不同于欧元模式的亚洲“最优货币区”理论？ 蒙代尔：亚洲货币区域应包括东亚的两大国———中国和日本。相对而言，日元在外汇市场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但是日元对美元汇率不稳定，而且日本的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其将来的伙伴国形成威胁。所以只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人民币就有更好的机会主导亚洲地区货币的发展方向，即使人民币现在作为一种货币还无法实现兑换。人民币目前在周边的一些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货币，是东盟国家的储备货币。另外，人民币和美元挂钩，当美国陷入困境美元走软时，人民币的强劲地位也许会更加得以凸现。就算我有生之年看不到，你们这些年轻人也会看到人民币成为一种强劲国际货币那一天的。 记者：您认为，亚洲应尽快建立统一的货币组织，又说不宜着力追求统一货币，能否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别吗？ 蒙代尔：我说的是中国不应放弃人民币去追求亚洲的单一货币。但它可以提倡建立一个货币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可以创造出亚洲统一的货币（亚元）但也应同时允许区域内各国保留它们本国的货币。各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成“亚元”。就目前而言 ，“亚元”应等同于美元。 记者：有学者提出，要在中国大陆、台湾及港澳地区首先成立“中国元”，做为对“亚元”的过渡，您认为可行吗？ 蒙代尔：是的，有这种可能，只要汇率保持不变。这是除使用一篮子亚洲货币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理由在于：东亚有18亿人口，使用一种已有13亿人口在使用的货币，可以减少去适应另一种全新货币的总成本。假如能实现的话，对中国而言就无异于得到了一件礼物。当然这个建议由别的国家提出来会更好。 记者：您曾认为人民币自由兑换最佳时机是2008年奥运会那年，为何如此说，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蒙代尔：没有什么神奇的数字或公式，能计算出具体哪一天实现自由兑换人民币是上好机会。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很多年后日元和德国马克才实现自由兑换，当时两国都实现多年支付盈余而且建立了储备联盟。其他欧洲国家则花费了更长时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才实现自由兑换。中国也应该朝这个方向一步步地努力。当然2008年前实现自由兑换是很好的事，但谁也打不了保票。 记者：听说您热爱油画艺术，请问艺术与经济研究之间能给您什么启示吗？ 蒙代尔：我经常画画，但对自己的作品从来没有十分满意过。我的专业是“美术思想”，我确实发现它与经济研究有相互影响的时候，比如我的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某些想法，在正式用数学公式或者图表方式呈现出来前，可以先把它画出来。 记者：有人说您经常在公众面前举止怪异，“我行我素”，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您已被列入诺贝尔奖候选人名单，只因“举止怪异，行为不检”而遭除名。您自我评价如何呢？ 蒙代尔：“怪异”这个词应该用在别人而不是自己身上。我觉得用“不一样”更恰当些。 记者：在严肃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上，您甚至唱了一首名为《痛苦与欢乐》的歌曲来表达获奖的感受，成为20世纪惟一一个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唱歌的获奖者。能说说您当时的感受吗？ 蒙代尔：诺贝尔颁奖典礼上我唱了由加拿大著名作曲家保罗·安卡创作的歌曲《我的路》第四段，这首歌是由已故著名歌手弗兰克·辛纳一唱成名的。我当时把这首歌献给我年仅2岁的儿子尼古拉斯，不是让他以后学父亲的样，而是让他学会“走自己的路”，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 我爱过、笑过、哭过，我从中找到快乐，也失去了很多。但当眼泪渐干，我又重新发现它的意义，只要想到我已经努力过。所以我要说———不再害羞地说哦不，不。那不是我，我走的是自己的路。 尼古拉斯现在已经6岁了，他已经会唱这首歌所有的五段，我们父子俩经常一块唱。但我同时也告诉他按自己的想法做事，还应该考虑别人的感受，而且他应该把部分时间用在帮助别人上。 记者：在您网上个人主页上是抱着小儿子（尼古拉斯）的照片。可以认为欧元是您的“儿子”吗？ 蒙代尔：哦，人们把我称为“欧元之父”，也就是说把欧元也看作是我“儿子”了。不过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比照片上的尼古拉斯大了将近40岁。 记者：去年11月博鳌亚洲论坛，您曾作为特邀嘉宾主持会议，请问你是如何看博鳌亚洲论坛的？ 蒙代尔：博鳌亚洲论坛请来了许多有影响的演讲者和嘉宾。它的组织工作做得很不错，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对东盟国家和南亚有重要意义。把论坛的家安在海南是神来之笔，对海南的旅游业发展意义重大。我相信博鳌亚洲论坛能逐渐成为亚洲的一件大事。 记者：您这次是第二次来海南了，您对海南印象如何？能向本报读者介绍您和家人的情况吗？ 蒙代尔：我这次是第二次来海南，我非常享受此行给我带来的愉悦。这次我走的地方比上次来时要多，希望下次来时我能看到南海海上观音像。海南是个美丽的宝岛，我很欣喜地看到她正快速走向繁荣，并享有国际盛誉。海南一定会有灿烂的明天。我期待着重游海南，如果可能的话会跟家人一道来旅游。我妻子和小儿子今年跟我到北京住了一个星期，我们一道登上长城，尽管那天又下雨又落冰雹。目前我的小儿子正在学中文，如果到海南旅游，他能有机会认识更多中国人，练习讲中文。我妻子也在学中文。我们全家向海南人民问好！ 蒙代尔（“欧元之父”）简历 罗伯特·A·蒙代尔，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最优货币区理论的首创者，因倡议并直接设计了全球第一个区域货币———欧元而被誉为“欧元之父”。同时也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理论、从货币角度研究国际收支理论及供给学派的先驱。 蒙代尔先生在过去的25年中一直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期间，曾先后在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并且一直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加拿大、欧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高级顾问。此外，蒙代尔教授1997年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杰出人士奖。1998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迟世步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