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走后怎样？”实际上是一个充满隐喻的设问，百年的“走出”更多象征着走向西方寻求社会与个人兼容互补的道理和方法，而今天“走回”则意味了更多的责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许由、实习记者周梦遐报道 自鲁迅提出“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命题以来，这个事关个人与家庭、社会关系的问题就一直以不同的引申和解答而出现在不同时期。现在，也该用更加深入的思辩来终结这个问题了。为此，《国际先驱导报》专访了易卜生研究专家、海南大学社科研究中心的哲学学者鲁萌萌教授。
娜拉问题的隐喻：个人与家庭、社会
《国际先驱导报》：1979年你读易卜生《玩偶之家》之后写了一篇《人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的文章。27年之后，你对此有什么新的感想吗？
鲁萌萌：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不局限于女性，它根本触及的是“启蒙主义”的主题，即“个性或人格的解放与独立”，并以此主题作为改革社会的尺度和目的。相对以家族为本压抑个性的传统中国，它无疑是一种启蒙式的颠覆。正因为如此，这篇演讲在当时才具有普遍的影响，尤其在知识分子中。所以，“娜拉走后怎样”与其说是个问题“陈述句”，不如说是意义引申的“隐喻句”。
《国际先驱导报》：隐喻什么？
鲁萌萌：个人和家庭、社会的关系。这恐怕是个永久性的问题。家庭也是社会，个人走出家庭，回到家庭，都是社会问题。“娜拉走后怎样？”今天看来，跟“娜拉回来后怎样？”具有同等的社会价值。所以问题并不在怎样走出走进，而在，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兼容与互补，以及怎样才能达到兼容互补。这是个难题。
《国际先驱导报》：你能说得具体点吗？
鲁萌萌：将来人类社会是怎样的，“家庭存不存在”，我们不讨论这些未来问题。俗话说“三人为众”，一个家庭的基本结构正常的至少是三人的“众”。所以，“个人”与“众”的关系是永远摆脱不掉的。“众”是怎样的，它和“个人”处在怎样的关系中？才是问题的关键。拿中国走过的一百多年的经历看，也看看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现状，恐怕偏执于“个人独立于社会的个人主义”或“个人从属于社会的集体主义”的两极主张，都是应该检讨的。
更深的意味：从“走出”到“走回自身”
《国际先驱导报》：比较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鲁萌萌：回到“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中来吧。我记得在剧本结构中，易卜生用对照手法其实已经预设了对“娜拉走后怎样”的回答，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的关系就具有指示回答的象征意义。与海尔茂不同，正是林丹太太对柯洛克斯泰的尊重和信任，才使柯洛克斯泰恢复了做人的信心和勇气。林丹太太这个做人的原则——“生活的充实就是要工作，就是要为别人承担责任”——似乎是易卜生理想的答案。前者应看作个人人格与能力独立的生存基础，后者应看作建立共同关系的发展动力。不管是家庭关系，还是社会关系，没有责任就根本无法维系。责任既表现为外在他律的法规，又表现为个人内在自律的德性与德行。尤其是后者。有了这两个基础，娜拉的走出也好，走进也好，都能达到“个人”与“众”的兼容互补。当然，还要有“爱”与“信任”。它们是个人的对象化表达，由此才成为“工作”与“责任”的情感纽带。可惜今天，走出走进碰到的，太多的是缺乏爱和责任感。易卜生问题还活着。
《国际先驱导报》：但你的说法还是沿着个人人格的完善性要求，单向度地走向社会的，这并不能必然地保证社会成为合乎人性的社会。
鲁萌萌：易卜生逝世至今的时间，或者说“娜拉走后怎样”的时间，也大概是中国人为改变自己的社会朝着适合人格自由发展的方向走出走进的时间。它的象征意义在于，“走出”就是走向西方寻求社会与个人兼容互补的道理和方法，像娜拉走出那样。“走进”，或者说，今天已经到了“走回自身”，让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真正承担起复兴世界上最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责任。而且这责任自然也包含着用“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精神“为世界承担责任”。这个路还长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