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日报】张朔人谈海南文化：因为独特 所以自信

海洋文化是海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见习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文人的底气和风骨，为海南文化自信提供了支撑。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海南日报】

【张朔人】

1966年生，安徽庐江人，历史学博士，海南大学副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日本骏河台大学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新加坡海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海南省民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主持省部级课题7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项（第二主持人）；主持国家海洋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日本、新加坡等国横向课题4项。 出版《华侨与海南社会发展》（第一作者）、《明代海南文化研究》等著作，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篇，编撰《海南历史文化研究集刊》（执行主编）、《海南历史文化（第1、2卷）》（副主编）、《海南移民问题研究论文集》等文献。专题学术讲座《重塑海南文化自信》在海南大学“湖畔讲坛”首讲，广受好评。 编者按：在众多研究海南文化的著作中，海南大学副研究员张朔人博士撰写的《明代海南文化研究》格外引人关注。该书对明代及其以前的海南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对重塑海南文化自信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公开表扬，并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深入推进，让外界了解并接受海南的本土文化，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在张朔人博士看来，重塑海南文化自信，首先要摸清海南的文化家底。于是从2009年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张朔人便潜心在这一领域刻苦钻研，搜集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耗时4年，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 日前，张朔人博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海南应该加强对地方文献的整理和保护，广泛征集国内外关于海南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这是海南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 ■ 本报记者 戎海 “文化是什么？”这是张朔人接受采访时，向记者发出的反问。“文化研究一定要界定其时空范围和参照坐标。”张朔人说，他研究的海南文化是一种“狭义”的文化，即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所概括的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等，并加入了政治、风俗等内容，目的是使“文化史”具有更开阔的视野。 同样，在时间和空间上，张朔人对海南文化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明代是海南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名人辈出、文运昌盛；而除了3.43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外，有着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海海域和南海诸岛，也是海南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有了这样的界定和框架，张朔人的研究开始触碰到了海南文化的内核和精神，在这一生存环境中，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而丘濬、唐胄、钟芳、海瑞、王弘诲等一批大儒的涌现，也在悠久的中原文化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海南印记。海南文人的文化个性和海南文化中所包含的精神特质，成为海南文化中最具特色、也最有魅力的宝贵财富。 海南文人的底气和风骨， 造就海南独特的文化地位 丈量一个地区的文化积淀厚度，当地文化名人的成就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指标。张朔人说，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海南文化名人的成果被湮没和淡化，但是其所达到的高度，至今仍足以让人仰视。 “非道非释亦非儒，读尽人间不读书。非凡非圣亦非士，识破世上未识事”的宋代琼籍人士———白玉蟾，令人高山仰止。其倡导的天人合一理念，成就其道教南宗五祖的地位。 “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的丘濬，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名臣、政治家、史学家，其编撰的巨著《大学衍义补》，系统地阐述了治国理念。全书十二个子目，各自成为一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再根据情况划分成不同的细目，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精细的国家治理系统工程，为帝王提供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解决明代中叶以来业已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方案。此外，丘濬在医学、文学等领域也有着非凡的成就。 “最怜建水挥文笔，卓立乾坤判道原”的王弘诲，将个人疾病与国运联系在一起，提出苏民困以培育国家元气、加强官僚体制建设以巩固国家肢体、畅通章奏以通舆情等主张，为万历中期社会把脉。 海南文化名人不断涌现，他们的影响和贡献，让海南文化成对中华文化作出重要的反哺。 不惧权贵、刚正不阿，是海南文化名人的一种集体品质。张朔人说，海瑞“骂皇帝”的故事家喻户晓，而廖纪、唐胄等围绕着“大礼仪之争”而成为坚定的“护礼派”，从儒家经典出发，公开反对当朝嘉靖皇帝“议礼”，即便被撤职罢官，也不肯妥协，体现出了海南文人的底气和风骨。和渊博的学识相比，高尚的品格和独立的人格更加令人敬佩。海南文化名人集体呈现出的这种精神，使得海南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具有了不一般的地位。 积极进取兼容并蓄的品格， 让海南文化充满生命力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族群的多样性，造就了海南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张朔人说，海南文化可以分为山地文化、农商文化和海洋文化等类型，这些文化类型长期共存，共同铸造了海南多元文化品质。 历史上，海南渔民对于南海的探寻就从未停止，随着民间船舶制造技术的进步，对南海的认知日益清晰。张朔人说，对南海的探寻是海南文化中令人激动的篇章。从宋代的“藤埠船”，明末清初的“鸡母船”，清代“帆浆混合型”船只、“大眼鸡”式的三桅帆船，以及儋州的红头子母渔船的出现，从人力向风力利用的转变，是航海技术进步的主要体现，这也是本岛渔民向南海更远更深处开发的根本保证。“目前已经发现的各类更路簿手抄本有13种之多，这是海南人民搏击南海的最重要的见证”。“也许海南的造船技术跟别的地方相比并不先进，但是海南渔民的积极进取、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别人所无法比拟的。”张朔人告诉记者，海南的文化中，一定包含着搏击风浪的因子。 某种意义上说，海南是一座移民岛，海南大学图书馆现存的65姓氏168种家谱中，记载了当年各家族的“过琼公”来海南繁衍生息的历程，这也形成了海南多元兼容的文化特性。由疍家、灶户、回民等组成的海洋文化圈和黎族苗族形成的山地文化、对外贸易形成的商业文化长期共存，相互交融，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格局。张朔人告诉记者，即使在儒家文化占据主流的明代，包括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在海南依然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此外，海南的教育也呈现出自由、开放的特点。宽松的文化政策和宽容的文化心态，让海南文化不断兼收并蓄，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岛内先贤的文献资料， 为文化自信提供强力支撑 时至今日，如果再有人称海南为“文化沙漠”，一定会被耻笑孤陋寡闻。然而，甩掉“文化沙漠”帽子后的海南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又成为新的课题。张朔人说，地方文献的零散、支离破碎，是当前海南历史研究遭遇尴尬的重要原因。系统搜集、整理海南地方文献，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 海南岛内先贤著作的整理，始于明代唐胄，后经清代和民国延续，地方文献的整理收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以王国宪主编、校订、出版《海南丛书》最为著名。 从2000年开始，地方文献的整理成为我省的重点文化工程。以《海南丛书》为底本重新标点的《海南先贤诗文丛刊》2004年出版；《海南地方志丛书》则将海南历代现存方志收入其中，这些构成了海南地方文献的基本骨架。然而，大量的“径改”存在，降低了文献的史学价值；近代以来国外对南海研究的相关资料付之阙如，无法体现完整意义上的海南文献。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底蕴，而文化底蕴则需要系统、高水平的整理和挖掘。张朔人指出，现在从事海南文化研究的人不少，爱好者更是难以统计，但是由于缺乏文献的支撑和科学的方法，出现了部分研究成果水平不高、不够严谨等问题。他建议有关部门应该以“影印”的方式，全面收集、整理、再版海南文献，为海南研究打下坚实基础。